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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护人员面对医患纠纷多发的真情告白:如履薄冰


2007-03-17

在全国医院管理年工作会议上,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人士指出,目前医患关系紧张,医疗纠纷增加,有些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暴力攻击医务人员事件。

中国医师协会有关人士表示,近几年来医患关系趋于紧张,医护人员受侵害事件时有发生,公众的就医心理值得深入探讨。

如今的医患关系到底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怪圈?医护人员为什么频遭指责和攻击?患者为什么会对救死扶伤的“白衣天使”屡屡发难?

连日来,笔者走访了京城几家大型医院,与医护人员展开了面对面的对话。“紧张”、“复杂”、“如履薄冰”、“不正常”是他们对现今医患关系提及最多的词语。

医生收红包从侧面反映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”

王硕是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,回忆起去年被患者侵害的事件,他仍感到痛心疾首。

2005 年 3 月 8 日下午 4 时,王硕在手术室门前向一位患者家属交代病情,并准备接着做第二台手术。这时,一个女子突然走到他面前问:“你是王硕吗?”得到肯定答复后,该女子拿出一个不透明的白色瓶子,将里面的红色液体泼在王硕脸上。结果王硕眼角膜被灼伤, 3 个月不能做神经外科手术。

据天坛医院负责人介绍,该女子的母亲崔某 2004 年 10 月因颅内病变住进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。患者已经 63 岁,属于高龄,而且患有高血压和严重的糖尿病,加上脑部肿瘤的位置较深,王硕对她进行了脑部肿瘤的切除手术。手术进行十分顺利,但在手术后第三天和第六天,患者两次病情加重。 2005 年 1 月 18 日,患者最终由于体内多脏器衰竭而死亡。这直接导致患者家属对王硕实施“报复”。

 

统计显示,北京各大医院近几年来医生被打事件呈不断上升趋势。

 

耐人寻味的是,尽管医生在此类事件中是受害者,但相当一部分人的立场却站在患者的角度上,指责目前中国的医生“惟钱是从,没有爱心”。也有一小部分人支持受害医生,但话语也多是一种愤激的态度,比如“明知有风险,大夫就不该做手术,让病人自然死亡,医生就不挨打了!”有人说,“社会人人都向钱看,为什么要求医生当圣人?”还有人进一步议论:“把好端端的天使变成恶魔的是医疗制度。”

 

社会上,更是存在着一种“医生不收红包,患者不敢手术”的荒谬现象。前几日一则报道称河南郑州一位患者一直不肯上手术台。他坚持认为,医生只有收了钱,才表明他会对手术“上心”。

医生收红包,归根结底是患者给一些医德较差的医生惯出来的毛病,但是,这也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。”天坛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。

 

李薇(化名)是北京市某医院妇产科的进修医生。她说:“拿回扣,收红包这种现象是存在的,但我觉得应该不是普遍现象,只是如果不整改的话,老百姓很难改变对医生的看法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位病人家属,常年在国外工作,为了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护理,硬要给我塞红包,弄得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。”

 

“我觉得医护人员形象受影响还是让红包给闹的,但如果换位思考,把医生作为一个人来看,他要生存,每天承担着高风险的工作,又拿着那么少的工资,收红包的事就不难理解了。归根结底,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医疗制度不完善,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引起的。”

“我们的工作是高风险职业,具有性质特殊、风险高的特点。医护人员自身的责任大、压力大,工作量大,我们现在承受着空前的压力。”李薇这样总结说。

 

“医患关系变得紧张、复杂,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做”

北京儿童医院急救中心科室是全院最繁忙的科室。用“没有硝烟的战场”来形容这里一点也不为过———医院里进进出出的全是抱着孩子疾行的家长;二楼输液室里,所有的床位坐满了打点滴的孩子,孩子们的哭闹,家长们的急躁,使得这里一片混乱。面对这种状况,工作着的护士们都显得十分小心谨慎。

李璇、蒋理、郝婕、林冰和张蕊是 5 个刚下夜班的女护士。她们 5 人当中,在工作中有过被打经历的有 3 人,而被病人或病人家属骂, 5 人都觉得是家常便饭。

去年 11 月,是李璇她们在急诊科最难熬的月份———接连发生的 3 起护士被打事件让大家几次抱头痛哭。“我们真的承受不了了,这种心理压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。我们特别希望能配一个心理医生!”

 

张蕊今年 25 岁,受伤的手一直带着夹板。

去年底,一位患者的父亲因认错了人,上来对张蕊就是一顿暴打。这个人是一名外地警察,当班的 3 个护士全被他打了,其中一个被一脚踹在了肚子上,还有一个被拳头打在了脑袋上,而张蕊被他拉住头发在走廊里一直拖着走了很远,满地都是被他拽下的长发。挣扎中,张蕊手指骨折了,身上青一块紫一块,腿上全是伤,而那块夹板一直“伴随”她至今。

“那一刻,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”清秀的张蕊从小和姥姥一起长大。被打那晚回家,懂事的张蕊不敢告诉姥姥受伤的真相,只能说是追公共汽车时摔的,姥姥还埋怨她,“以后回家不要着急,多等一辆车又费不了多长时间。”那段时间,张蕊甚至不敢看家人的眼睛,就怕自己忍不住突然哭出来。

 

张蕊被打的经过,被急诊室走廊里的监视器拍摄了下来,院里开会播放时,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流下了眼泪。

郝婕 36 岁,已经工作了十余年。“我刚工作时,医患关系特别好,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也很简单,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都特别信任放心。这几年不知道怎么了,医患关系变得紧张、复杂,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做。虽说患者是消费者,消费者是上帝,但医院和一般的服务行业性质不一样,我们是特殊的服务行业,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简单。孩子有病了,家长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,但是我们的委屈谁能理解?我希望大家能相互理解。”

郝婕说 : “护士给孩子打针,家长在旁边如此安慰自己的宝贝 : ‘她扎咱们,一会妈妈给你报仇。'家长这样的教育方式妥当吗?更有甚者,我们这儿的小护士一针没扎好,家长上来就是一记耳光!我们都是为人女、为人母的人,没有不爱孩子的,可理解我们的人太少。”郝婕也曾被患者家属打过,她说那一刻的屈辱感,这辈子也忘不了。

采访中,几个护士都哭了。她们说,在发生纠纷时,旁边在场的家长没有一个人会帮忙劝开,表情都非常麻木,这让她们更为痛心。

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每天平均接待 400 位小患者,“每天像打仗一样,高峰时患者数量在 2300 人 / 天,大量的体力劳动我们可以忍受,但心理压力快使我们崩溃了。”

“理解、尊重、平等、和谐是我们期待着的医患关系”

刘冰是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内科的护士长,在他们科里,主要以脑瘫、脑血管疾病、抑郁症等病人为主,大小便失禁、失语、肢体瘫痪的患者很多,所以护理量非常大, 42 个床位总共才 14 名护士,大家都非常辛苦。“上班时间不准休息,而走动的时间太长,我们科三分之二的护士都得了静脉曲张。”说起这些,刘冰觉得有些心酸。

 

“ 2002 年底,我们有一个新来的小护士,刚毕业,很负责任地护理了一位病人,但因为种种原因,这个病人不幸死亡了。没想到几天之后,死者家属突然闯进科室对这位护士进行群殴,抓起她的头发,用脚踢,用拳头打,我劝架的时候也差点被他们用遗像打倒。后来这 位护士吓得都有点神经错乱了,只好到别的科室去了。”刘冰回忆这件事时仍然心有余悸。

 

“脱掉工作服,我们也是普通人,我们也要去医院看病。理解、尊重、平等、和谐是我们期待着的医患关系。”采访中,一位医生说。

 

但从目前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理解和支持度来看,建立“和谐”的医患关系仍面临着不少难题。

在笔者的随机调查采访中,一些人以自己的经历对医患关系的改善表示质疑和担心。

 

“有一次我到医院看病,本来只是个门诊手术,可医生偏让我住院观察,还说最好检查得详细一点。她当时的态度特别好,可我总觉得不对劲,两三百元门诊手术可以解决的问题,偏要花上两三千元,从那以后,我对医院开始产生反感情绪。”一位自称“不信任医院”的人说。

 

采访中还有一些人觉得少数医生缺少基本的职业道德。“有一次我去医院妇科看病,医生当着其他几位患者,问我是否做过人流和性生活的情况,我觉得非常尴尬。”一位在求医过程中留下“后遗症”的病人说。

 

在采访中,不少病人和医生都感觉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。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,正是这种不信任直接导致双方都存在一些心理压力———医生担心病人“找岔子”,病人担心医生“不尽力”或“乱治病”。

 

为此,有业内人士建议,医院应当实行上下级垂直管理,卫生技术人员和医疗设备由卫生部门统一发放,医疗收入和分配由卫生部门统一管理,人才和技术流动得以真正实施,避免各自为政。

 

看来,要改善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,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

 

来源:工人日报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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