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7 年前,一位外国人在河北的一个小山村辞世。他的离去传到延安,毛泽东就此写下《纪念白求恩》。
从此,他的名字在中国大地传诵,被千百万中国人记住,被数代中国人记住。
67 年了,依然让人感动,令人深思。
诺尔曼·白求恩,精神不死,生命不灭。
那不只是一种感伤
68 年前,白求恩率“加美援华医疗队”远道而来。
“在延安南门迎接的,就是我的丈夫马海德和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姜齐贤等。” 延安首位外国医生马海德的遗孀、现年 86 岁的苏菲说。
历史就是这样真实朴素: 1938 年的春上,刚抵延安的白求恩,面对热忱接待却恼火了,他从窑洞中掷出一把椅子,坚持要迅即上前线:“我不是为享受而来的,需要特别照顾的是伤员!”当年 8 月,白求恩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,他把手术台设在了离火线最近的地方。 11 月底,他率医疗队到山西战地救治,两昼夜内,连做手术 71 次!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。在本报“纪念长征 70 年采访红军 70 人”活动中,记者谭新政在贵州铜仁采访到了 82 岁的老红军黄健君。这位曾经的晋察冀根据地卫生所护理员,忆得最多的就是白求恩:“白大夫常常要在病房待到晚上十一二点,中间除了上厕所从不休息,病人们也都很喜欢他,老是念叨,‘白大夫来了就好了,病就有希望了。'”黄健君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给白求恩当助手。伤员的血突然喷出,溅了白求恩一脸,可他若无其事,之后这位伤员要输血,医院正好没血,他又毫不犹豫卷袖献血。
关于献血, 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故事——手术中,一名伤员亟待输血,白求恩急切问现场医护可否献血,结果无人自告奋勇。愤怒和不解之下,白求恩当场抽出自己的血。事后,翻译向他解释是无知造成了这种胆怯。明白后的白求恩微笑着站到村民面前,“表演”了一次献血。眼见受伤的战士不久便因输血而醒转,恍悟、宽慰的村民们纷纷挽起了袖子。
这就是白求恩倡议成立的首支志愿输血队。此后,在他所到之处,纷纷成立了同样的志愿队,多少战士的生命就此挽回。
可白求恩自己,却在一次手术中不慎把手指割破,又在另一次手术中被伤员感染,双耳失聪、高烧不止,但仍奋战第一线。一场场劳心劳力的手术后,终于,他倒下了。他挣扎写就的遗书,嘱托要为疟疾患者和极大多数贫血病患者买药,“人生很好,很值得为它活上一回,但也确实值得为了某一目标去死一回……”
常使世人泪湿襟。廖仲恺的外孙女李湄至今记得母亲廖梦醒的痛心。她告诉记者:“妈妈是‘保盟'最早的成员之一。有次,国民党没收了‘保盟' 3 卡车医疗器材,包括外科手术用的橡胶手套。妈妈多年后仍耿耿于怀,她认为,如果这批手套能到达目的地,也许白求恩就不至于感染破伤风辞世了。”
1939 年 11 月 12 日凌晨,漫天鹅毛飞雪,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辞世。一位大写的人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1939 年 12 月,获悉噩耗的毛泽东专门为他撰文《纪念白求恩》。“一个高尚的人,一个纯粹的人,一个有道德的人,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
——这就是白求恩。
今天,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闹市区,有一尊白求恩塑像,还是穿着那件白大褂,还是风尘仆仆的样子。
曾执导《牵手》等多部佳作的导演兼编剧杨阳在那里拍摄时,每当走过塑像前,总要停下来凝视。而过往行人,手里拎着从商场买来的大包小包,在塑像身边穿梭而过,无人驻足。偶尔,一只灰色的鸽子常常站在他的头顶,或者肘臂上。
“我看着他,总在想,就是这样一个人,在 68 年前人类最黑暗的时刻放弃了自己的富裕生活来到东方,并在中国人最苦难的日子里与我们同甘共苦。就是这样一个人,用嘴吸出一个小战士伤口里的脓液。就是这样一个人,在晋察冀的崇山峻岭中,暴土扬烟地啃干粮、喝凉水……”
杨阳去过白求恩曾经工作的医院和大学——蒙特利尔的圣心医院、维多利亚医院还有麦吉尔大学。“无论从外观还是声誉上说,它们在今天也是顶尖的。那里有他亲笔画的油画和很多当年的照片。他们拓展着我的想象,也使我不断地问:一个生活和事业何等优越、舒适的北美名医为什么要到中国来?”
“在他自己的国家,他曾经风流倜傥,挣钱花钱如行云流水。他豪华的客厅是开放的俱乐部,他的眼睛也曾经追逐着美丽的女人。这都是他日记里所记录下的。然而,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奔赴战场,先是法国,后是西班牙,再后来是中国。”
讲述白求恩,不仅仅是为了怀念。今天我们走近白求恩,其实就是在叩问自己的心灵。人应该怎样活着,又怎样去死?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深深思索。
那是一面镜子——
这就是诺尔曼·白求恩的魅力所在。
这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必须寻找的答案。
来源:《解放日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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